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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法律小知识】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所属分类:公司新闻    发布时间: 2021-05-16    作者:宁夏知也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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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知也律师事务所认为原则上,被告人的性格不可采取,不能用来证明他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性格特征相一致,这取决于英美法系的性格证据规则。[1]但在其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规则数次修订补充,使得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越来越庞杂。我国立法虽然没有对品格证据的性质、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一些法律与相关司法解释却以不同形式体现了与被告人品格相关的内容。“我国传统社会文化将正义观念与道德观紧密相连。体现在刑事司法中,个体在所处社会环境中一贯表现出来的人格或人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统司法或纠纷解决机制的承认。”[2]在实践中,办案人员也会广泛接触到这类材料。现实中,品格证据是否会对法庭审判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只有通过分析相关法律规定与实务操作,梳理品格证据运用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才能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依据。

银川律师事务所

一、我国刑事法律中与被告人品格证据相关的法律规范

(一)定罪法律规范

在定罪环节,运用品格或品性特征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被告人的品格是犯罪行为的构成部分;其二,被告人的品格是间接证据。

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的良好或不良品性能否用来说明其在特定场合会依照这种品行或品格特征行事的倾向,进而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但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却不乏将被告人的品格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性格作为案件需要查明的事项,检察机关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大部分涉及被告的犯罪记录或者过去的具体行为。在盗窃罪中,盗窃公私财产、金额大、多次盗窃、入籍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留或管制,处以罚款。又如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植物,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再次种植。在这些犯罪中,被告人多次实施这种行为,是需要证明的事项,检察机关应当提出被告人曾经实施这种特定行为的证据。在这些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中,品格证据涉及的多为被告人以往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相似事件。

但是,在一些犯罪中,需要予以证明的品格证据并不局限于被告人曾经实施的特定行为。如我国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描述中,使用了“为非作恶”“称霸一方”等词语,这是对被告人不良品格或品格特征的形容,在此类案件中品格成为重要的待证事项,属于对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评价,这就留给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显然,在被告人的品格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调查与收集这类证据,并在庭审中予以证明。但事实上,即使被告人的品格不属于实体法规定的范围,法官在审判中亦会接触到这种证据材料。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8条关于起诉书的规定中,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其中就有是否受过刑事处罚一项。起诉书记载与被告人品格相关的这一内容的目的在于证明其是否构成累犯,但对被告人不良品行与特定行为的记载很可能会使法官在审判前产生偏见。由此可见,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被告人以前的特定行为尤其是前科,是法官在审判中要了解的重要信息。

(二)量刑法律规范

作为量刑证明对象的量刑事实分为法定情节和适当情节,具体分为重量、轻量、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被告人的品格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刑法对被告人的特定行为——在这里主要指被告人的前科事实——的相关规定体现出来的。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犯本节规定罪的,从重处罚。累犯属于法定的量刑情节。被告人的特定行为还对刑罚的执行方式产生影响,如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相对于法定情节,酌定情节更具有普遍性,通常认为的酌定量刑情节包括: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结果、犯罪侵犯的对象、犯罪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等。[3]与被告人品格或品性特征相关的事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应当是法官裁定刑罚时考虑的酌定情节,如犯罪行为人的平时表现、行为方式、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对被告人一贯品行特征的考察,可以反映其改造的难易程度及人身危险性大小。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刑事审判程序的核心往往在于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一方面,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在定罪阶段过早地接触到量刑时应当考虑的情节;另一方面,法官对定罪与量刑一起评议并作出裁定,通常会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和量刑裁决的共同根据,往往只重视法定情节,尤其是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而忽视与定罪无关的被告人的其他个人情况。这种做法容易影响定罪的公正和刑罚适用的个别化:在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时法官过早地掌握被告人的前科等情况难免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产生偏见;而在确定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刑罚时却容易思维僵化,机械地适用法律,导致量刑不当。

二、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的司法样态

为了解品格证据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总体来说,我国品格证据的运用有以下特点:

第1,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外,通常情况下法官并不会主动调查品行特征这类证据。尽管我国法律在定罪时没有明确规定品格证据排除的一般原则,法官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到与被告人品行有关的证据。但是,大部分法官都认为,由于与案件主要事实或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没有必然联系、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证明价值太小等原因,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对审判的影响不大,并且深信自己在作出有罪判决时,不会受到关于被告人不良品格信息的影响。

第二,被告人良好品格的证据比不良品格的证据对法官的影响小。原因在于,证明被告人具有良好品行的材料通常是由辩方提供,法官认为这类材料的客观真实性难以核实,作用不大。而证明被告人不良品格常见的方法,是提出其受到的刑事、行政处罚记录,这类官方文件的可信度较高,也更容易受到法官的重视。

第三,法官了解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书面材料获得的。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在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是常态,法庭审判还是主要依据书面材料。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可通过品格证人了解被告人的品行或品性特征,而我国法官只能从各方提供的书面信息——如被告人单位出具证明其一贯表现的材料——中获取这类信息。

第四,品格证据在量刑中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量刑时,有的法官认为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总体原则,主要考虑证明其良好品格的材料的证据作用,而不良品格的证据的影响极为有限。还有法官认为,量刑指导意见实施后,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变小了,即使被告人良好或者不良的品格对法官有影响,但作用不会太大。

宁夏律师事务所调查显示,我国法官极为看重定罪、量刑依据的客观性。在定罪中,现实情况似乎比一些学者所忧虑的“品格证据会对法官产生偏见影响”更为乐观;而量刑中,现实情况似乎又比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品格应当成为量刑裁决的依据”更为悲观。但是,法官对品格证据的这种态度也无可厚非,毕竟除了前科、行政处罚记录这类不良行为的证据来源具有客观真实性外,其他证明品格的信息材料难以调查核实。并且,很多法官都认为,品格证据适用无法可依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良品格证据造成不公平的偏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或者“会有偏袒或以有色眼。